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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能够随读者持久阅读的好书——《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编辑札记

席泽宗院士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史家,世界闻名的天文史学家。他的科学论著、科学思想史论文和重要科普作品,传播了科学精神,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有的尽管过去了许多年,今天看来,仍不无现实意义。虽偏处西北一隅之地,席先生其人其学,我们早有所闻。2000年初,为了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思想,为读者提供一部既具有科学价值、倡导科学精神,又具有文化价值、弘扬民族精神的优秀图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席泽宗院士自选集》。

开创天文史学新分支

席先生因其对古新星的突破性研究而开创了天文史学这一天文学的新分支。他在1955年发表《古新星新表》一文,详细说明了自殷代(公元前14世纪)到清初约3000年间90颗新星和超新星爆发事件。他又与薄树人合作,从中、朝、日三国将近1000条资料中,重新确认了90颗新星(包括《古新星新表》中的53颗),编制了《增订古新星新表》,于1965年发表《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纪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提出了从古代文献中鉴别新星的七条标准,区别新星和超新星的两条标准,并根据银河内超新星的特点,计算出超新星的爆发频率。关于古新星的研究成果,为解决当代天体物理学的前沿热点问题提供了史实和佐证。他在研究唐代《开元占经》卷23《岁星占》时,注意到战国晚期的甘德可能已经发现了木星的卫星。经过严密考证和周密计算,还组织青少年到北京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对木卫进行肉眼观测,证实公元前364年的夏天,甘德凭肉眼观测,发现了木星有卫星,从而把人类认识木卫的历史提前了2000年。他还对敦煌星图、敦煌卷子中的星经和高强度象诗、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五星占》和彗星图、敦煌残历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整理,对马王零汉墓帛书中《五星占》做了详尽的注释,说明了我国现存最早的这部天文书的科学价值,至今仍是研究马王堆帛书中天文学史料的必读文献。

作者关于古新星研究的两个表发表后,在前苏联、美国、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国天文学界都引起反革命响。世界各国科学界在讨论超新星、射电源、脉冲星、中子星和X射线等现代天文学研究对象时,引用过这两篇论文的文献在1000种以上。关于甘德发现木卫的研究发表后,日本《读卖新闻》、《神户新闻》,美国《科学新闻》周刊、《天空与望远镜》杂志,都先后予以报道,日本学士院院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薮内清赞扬这一发现是“实验天文学史”的开端。

作者的研究成果,证明了中国古代天体观测纪录的丰富、系统和可靠,许多观测方法也是行之有效的。在解决当代天文学中许多问题时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如1054年爆发的超新星,中国的纪录最详细,根据这些纪录绘出的光变曲线和至今了解得最清楚的1938年在星系NGC4182中所出现的超新星光变曲线很是一致,这充分证明了中国古代天体观测纪录的可靠性。再如“第谷新星”,《明实录》的记载表明,中国人比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早3天发现了这颗超新星,并且比第谷多观察了约两个月。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不仅有发现、发明和创造,而且有产为完备的文字记载,为人类积累了一批宝贵财富。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科学文化

席泽宗院士在许多文章中,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和阐释中国古代历法、天文仪器、天象纪录和宇宙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科学方法、中国科学的传统与未来、天文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线索等重大问题,都有深入论述,精辟见解。他还研究了汉代张衡、唐代张遂(僧一行)、宋代沈括、元代郭守敬、明代宋应星、明清之际王锡阐、清代王韬等人的天文工作以及其他科学成就。

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的系统思维、“天人合一”思想、无与伦比的科学史资料以及传统科学(如数学),对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庸》所讲的治学方法(学—问—思—辨—行),比波普尔的科学进步的方法模式要不得完整,与爱因斯坦的科学认识过程思想颇为一致,具有现实意义。书中以大量事实证明:现代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矛盾,科学精神(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与人文精神是一致的,而人文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遗产。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了:历史上的东方文明绝不是只能陈列于博物馆之中,它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继续起着重要作用。

作者还用英文撰写了《日心地动说在中国》、《中国考古天文学的新发现》、《〈尧典〉和中国天文学的起源》、《曾侯乙编钟时代及其以前中国和巴比伦音律和天文学的比较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鸟瞩》以及介绍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天文学史研究进展的文章,向世界宣传值得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古代天文学成就。书中收录的曾在11个国家和地区发表的35篇文章(美国,8篇;英国,4篇;前苏联,1篇;德国,1篇;比利时,1篇;罗马尼亚,1篇;日本,3篇;新加坡,3篇;韩国,1篇;台湾省,7篇;香港,5篇),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科学文化,促进国际科学文化流,功不可没。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不止一次为作者献身科学矢志不渝的精神所感动。席泽宗青少年时代就立志献身天文学。他在《选集》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48年)中,就感叹“我们因为科学落后,对日食的科学观测,也比人家迟了一百年”。从大学毕业至今,他不论处于什么环境,始终坚持科学研究,在天文史学、宇宙理论、科学思想史多个领域,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论文,为中国科学史研究在世界科学史界赢得了声誉。在《选集》的最后一篇文章(发表于2002年)中,作者从科教兴国、知识创新的角度,论证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表现了科学家对国家发展的深谋远虑。贯串全书的灵魂,是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壮志雄心。这部导向正确,宣传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图书,对广大读者,特别是广大的青年学生,会起到很好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精编精校打造传世之作

《选集》所收119篇文章,先由作者依据“三条标准”——的创性,代表性,经过实践时间的考验——精心挑选,再经我们衡量,向作者请益,共同确定。可以说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衔接,东方与西方的会通,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学术性与通俗性兼备,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各方面论说皆有。


作者早年发表的文章和论著,有的已字迹难辨;不同年代的文字规范、计量单位、数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曾有不同的要求,需要依据今天的标准统一规范;全书有1/4为英文;还有相当数量要求很高的专业图表,这些都增加了编辑工作的难度。书中涉及的知识面很广,有些是我们根本不了解的。因此,我们只能在编辑中学习,在学习中编辑,步步深入,增加知识,提高认识。凡有问题,就请作者或专家解答。有关歧疑如引文、译文的不尽一致,明显的书写出错误或个别提法,需要删、改、增、补的字句,都一一写成札记,请作者审正,既想尽善尽美,又避免了新错误。

弘扬科学家的奋斗精神,保存科学家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是出版者的职责。为了保证质量,我们聘请了外语专家审读了全部英文论著,又聘请天文史专家审读了最困难最容易出现问题的若干论著。社里专门户抽调校对人员,对全书仔细校对了6遍。最后,还聘请有关专家教授组织大学生、研究生“挑错”。书中精心选配了近200幅插图,是作者、作者聘请的专家和编者齐心协力联手打造出来的,既是对书中内容的形象说明,又增添了阅读的兴趣。

经过3年的努力,《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席泽宗院士自选集》于2002年10月出版了。两院院士宋健当初为本书写的《序》中说:“半个世纪里,席泽宗为科学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全部时间、力量、智慧和心血,在天文史学领域取得了丰硕成就。他的著述,学贯中西,融通古今,提高与普及并重,科学性和可读性均好。这本文集的出版,为科学界和青年人了解科学史和天文史增添了重要文献,读者还能从中看到一位有卓越贡献的科学家的终身追求和攀登足迹。”重温此评,我们不禁备感欣慰。

中国天文学会名誉理事长王绶琯院士日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书评,高度评价了席先生的工作,称本书的编辑出版是“好马配金鞍”,“从这部时间跨度逾半个世纪,篇幅达120万字的文集里,我们领略到了一位卓越的科学史学者的学术建树,同时感受到了一位用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辛勤地灌溉着现代科学园地的耕耘者的心声”。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陈久金研究员在《科技时报》上著文,以本书为准,总结出席先生的7个贡献。当初,我们立志要编一部能够随得起广大读者阅读的好书。现在,我们的目标实现了。
2006/10/12 10:46:31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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